古代丽泽经济地位

来源:北京丽泽2016-09-18

第一节 丽泽社会经济变迁

  1. 唐幽州时期

  燕京,唐称“幽州”。据《房山经》记载,唐幽州市场有许多行业,如白米行、大绢行、彩帛行、丝帛行、屠行、炭行、生铁行、磨行、布行、果子行、肉行、染行、靴行、杂货行、油行等,经营食品、金属用具、日用品、纺织品、燃料交易等。唐中叶,在幽州城北形成了商业区,称“幽州市”。可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相当活跃,资金、人才、商流等的聚集为要素平台搭建奠定了基础。


  2. 辽南京时期


  燕京在辽时商业进一步发展,市场繁荣,税收稳定,宜居宜业,这也是海陵王迁都的原因之一。《金史• 食货志》记载:“(辽)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倚,命有司治其偫”。契丹族建辽之初就充分注意到了燕京的商业功能,并采取了实际措施推动该地商业的发展。经过多年经营,燕京地区的商业获得长足发展。《辽史》卷48,《百官志• 四》记载,南京“多财赋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燕京地区商业的繁荣,百业兴旺令政府有税可征,政府才会多设“财赋官”。金初(1125年)北宋许亢宗出使金国时,看到析津府(今北京西南)“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夐绝。城北有互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描绘了燕京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


  3. 金中都时期


  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金王朝中央统治机构迁至燕京,城内聚集了大批皇室贵族、文武官员以及家属随从等大量的消费性人口,同时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迁入中都地区。金泰和七年(1207年)中都城市总人口达到40万人左右。人口的大量聚集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业发展和文化的兴盛。中都不仅是中都路[1]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金中都商业繁荣,据《金史》卷8《世宗纪下》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世宗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世宗问宰臣说:“岂以妃故禁之耶?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其勿禁……故见街衢门肆,或有撤毁,障以帘箔,何为尔也!自今勿复撤毁。”由此可知,由“大内”到北城的兴德宫,要经过“市肆”、“街衢门肆”。有司为了皇帝的安全,令“撤毁”、“障以帘箔”,从中可以想见临街店铺的存在及其繁盛景况。


  4. 元大都时期


  元灭金以后,至元四年(约1267年)在金中都东北角之外开始动工建设元代都城,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二城分别设有居民坊七十五处及六十二处。元大都继承了金代的许多商业设施,商业更加细分,商业组织也更加严密,交易市场已经划分为米市、面市、皮帽市、菜市、鹅鸭市、珠子市等等,商品种类极大丰富。


  元代大通漕运水道使江南米粮成为元大都粮食供应的绝对主力,但元大都周边地区特别是南郊地区也是保障大都粮食供应的重要生力军。元人许有壬《弄田赋》载:“我朝登三迈五,南郊畇畇,有田千亩,大臣代耕,岁事修举。”虽“有田千亩”在土地面积上是虚指,但这无疑表明元大都城南郊大面积农田的存在。另据《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记载:“大都陆运提举司,秩从五品,掌两都陆运粮斛之事。至元十六年,始置运粮提举司。延祐四年,改今名。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员,司吏六人,委差一十人。海王庄、七里庄、魏家庄、腊八庄四所,各设提领一人,用从九品印。”引文中七里庄即邻近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地域。推断丽泽区域为元大都城的粮食供给区。
  5. 明清时期
  丽泽区域地表、地下水资源丰富,明代时期逐渐形成自然村,村名及村子的主要经济来源都与水密切相关。“前泥洼”、“后泥洼”、“水头庄”、“万泉寺”、“玉泉营”、“管头村”等村名记录了村子与水的关系(详见第一章“水生丽泽”一节)丰富的水资源既成为一些村名的由来,也为农业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期丽泽区域泉水丰沛,主要经济产业以灌溉性种植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为水稻,经济作物有蔬菜、花卉等。《菜户营村村志》记载:“菜户营村明代成村,因有菜户聚集于此而得名”。明朝后期,菜户营地区为御膳房嘉蔬属所在地,是宫廷用菜的集散中心。四季均有各地进贡的贡菜在此周转,押运的官员也在此进行交割。因为交通运输的不便,直隶供应京城蔬菜的菜农也大多晚间在此休息。久而久之,就有了菜户营的地名,其周围的三路居、万泉寺、东管头村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为北京重要的种菜区。


第二节 金代金融业态初探

  1. 金代金融业发展
  自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 迁都燕京后,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实现了以女真贵族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政局,国内出现一派“天下治平,四民安居”的景象。在商业上,宋金之间的贸易交往十分密切。每年,从宋输入到金大量茶叶、生姜、食糖、香药等,同时又有大量的丝、棉、锦、绢等从金输入到宋。商品交换的发达,使社会产品和国库蓄积都很充实,伴随而来货币经济和货币流通也迅速发展起来。


  金建国之初,尚无独立的币制,也没有印造货币,主要使用辽、宋旧钱,直到海陵王统治时期,才开始发行“交钞”和铜钱,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货币发行、流通、回笼等方面的法律法令,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货币制度。金代货币研究者大多将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交易阶段(1115-1153年)、以钱为主、钱钞并用阶段(1154-1189年)、货币制度混乱和崩溃阶段(1190-1234年)。


  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交易阶段(1115-1153年)
  金国建立之初,不论是女真诸部之间,还是女真族同邻近的契丹等族之间的交换,均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没有使用金属货币。女真族在战争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辽宋金银铜钱。《大金吊伐录》记载:到一一二六年一月止,金从北宋得“金共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共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同年二月,又得“金二十万两,……银二百万两”;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记载:一一二六年十二月,“金遣官检视库藏”,得“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自绍兴议和之后,每年又得岁币银帛二十五万两。这些金银财富是实现以物易物到货币贸易的催化剂,但这时金还没有自己制造货币,《金史·食货志》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即主要使用辽、宋旧钱,也兼行刘豫伪齐政权铸造的“阜昌元宝”和“阜昌重宝”钱。


  以钱为主、钱钞并用阶段(1154-1189年)
  自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 年)迁都燕京,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金国货币制度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为适应北方大统一局面下商品交换的需要,金王朝开始印制纸币——交钞和铸造铜钱,并大力吸收宋钱,从而形成了以钱为主,钱钞并用的局面。


  金代发行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纸币是交钞。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在中央户部设立“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开始印制、发行交钞。这是金朝最早发行的货币。金代交钞的发行使得社会商品流通交换得以迅速而顺利地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金代上京印造交钞库印


初期发行的交钞,规定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即七年为一界,到期以旧换新,旧钞不能再用。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取消七年厘革之制。从此,交钞可以“不限年月行用”。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标志着它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金代取消交钞界期制以后六十年,南宋的会子才实行了无限期流通,从这一方面也说明金代这一做法的突出意义。


  这一时期金代货币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自铸铜钱。金王朝在发行交钞三年之后,于正隆三年(1157年)开始铸造铜钱。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在南宋境内的瓜洲渡江作战时死于内乱,铸钱暂停。金代大量铸钱是在金世宗时代。大定十八年(1178年)在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铸钱,名为“大定通宝”和“大定元宝”,。大定钱质量虽好,产量不高,两年才“铸至万六千余贯”。于是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利通监”,两监铸银,年产量迅速增加到十四余万贯。


  金代大定年间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的时期。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开始铸“大定通宝”钱。《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钱监铸钱,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员监钱,再出钱,钱文‘大定通宝’,钱文肉好,又胜于正隆之制。”现在传世的大定通宝钱,文字为仿宋瘦金体,制作精美,就是这个原因。金从大定十八年在代州置监铸钱到后来因亏损于大定二十九年停业,前后共11年时间。开始鼓铸的“大定通宝”背面没有地支纪年铭文,只在大定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鼓铸的钱背上分别铭有“申”和“酉”字。因“申”和“酉”在五行中属金,金统治者在钱背上铭以五行地支中的申、酉二字以代金,也有此钱为金所铸和使用之意。


  金政府以铜钱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得当,较好地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货币制度的稳定发展,人们乐于用钞,钱荒有所缓和,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大定通宝(摄于首都博物馆)


货币制度混乱和崩溃阶段(1190-1234年)

从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始,至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金亡为止,这个时期货币制度随着财政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日趋混乱,终于不可收拾,陷入绝境。金代货币制度的衰败,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自明昌元年(1190年)至承安五年(1200年),可以称之为危机形成期,自泰和元年(1201年)至金亡,可称之为恶性发展期。


  章宗即位初期,财政还不太拮据,但由于政治日益腐败,官僚搜括,黄河成灾,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交钞阻滞、钱荒严重等问题相继出现。章宗在位期间,滥发纸钞恶果凸显,钞值猛跌、物价飞涨,人们普遍对交钞失去信心,交钞难以流通。为此,金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法律、行政和经济措施,强制推行交钞,然而,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因大肆滥发而不断贬值的纸钞,只能收到一时之效。


  为了保障钱币信用,承安二年(1197年)开始发行小钞。它是由中央统一印制、发行的全国流通的纸币。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也是金代在中国货币史上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小钞的发行在当时主要为应付财政危机,故而未能真正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昌、承安年间,金统治者虽然竭力调整货币政策,企图消除财政危机,但由于这些措施只是治表不能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危机的原因,其结果必然是每采取一项修补漏洞的措施,漏洞反而越大,危机反而越深,终于进入了恶性发展期。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九月,在与蒙古军的会河之役中,朝廷仅用于“军赏”就花了84 车交钞,可见当时交钞发行量巨大,而所值无几。史称“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到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增加发行面值为二十贯到一百贯的大钞,及面额二百贯至一千贯的特大钞。钞价一落千丈,“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市上一百贯交钞只能买一碗面条,交钞已形同无人接受的废纸。


  金末元初人耶律楚材在向元太宗窝阔台评论金朝后期交钞之弊时说:“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耶律楚材建议元代统治者在印造交钞时,要接受金代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限制发行量,“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

贞祐宝券伍拾贯铜版(摄于山西博物院)


不得已,金政府在贞祐三年(1215年)又改发贞祐宝券。
  贞祐宝券呈长方形,版面保存完整,字迹工细清晰。钞面花栏上横书“伍拾贯”,左方斜押“平阳合同”、“太原合同”。花栏内上首横书钞名“贞祐宝券”,钞名下正中“伍拾贯八十足陌”,右“字料”,左“字号”,两侧缘字“伪造者暂赏”、“宝券伯贯”。上图贞祐宝券伍拾贯铜版1978年出土于山西新绛,此券钞名上方有五组两两相交的钱串图案,以表示面额伍拾贯。这种图案在金代为首见。宝券四边有宽条装饰带,饰有花草。下部有“奏准印造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宝券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许于平阳太原府路官库倒换钱券”等字样。此铜版现展于山西省博物院。


  2. 历史影响

  促进民族融合

  货币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民族融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品货币交换还不发达,但货币已经在内地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力量。即使在割据分裂的局面下,也能够冲破各种人为的障碍,起着促进统一的作用。金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商品贸易的发达,加强和促进了东北地区、中原地区和南宋统治区的经济联系和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促进货币发展

  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交钞产生于金代前期,前后共流通了80 多年,虽然后期衰败了,但它的产生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金代的小钞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统一印制、全国流通的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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